头条历史坚韧的江南,“抗疫”两千年

头条历史 2020-03-26169未知admin

  对于农耕来说,江南是一块福地:气候适宜、雨水丰沛、温暖湿润、河网纵横……然而,也正是得天独厚的自然,使得江南成为细菌和蚊虫天然的滋生地。自秦汉至魏晋时期,中原王朝屡屡在南方布武,而江南的瘟疫也往往会在中对意气风发的将帅们“还以颜色”,如汉征南夷之战、诸葛恪围新城之战、侯景之乱后都迎来了大疫,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:曹操在战败后写信至孙权自称“赤壁之役,值有疾病,孤烧船自退,横使周瑜虚获此名”——虽然“值有疾病”四字有挽尊之嫌,但不难看出江南瘟疫的。

  江南抗疫制度萌芽于唐朝,兴盛于两宋,转折于明清,其间经历过太多辛酸。所幸的是,正是先人们用经验与智慧吹响的角,让中华民族在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中越挫越勇。

  唐朝:江南抗疫制度的萌芽

  唐朝开元之后,头条历史农业、手工业不断南移,安史之乱后更出现了“南粮北运”的情形。与江南城市日渐繁荣、人口数量急剧增加的趋势相应,江南瘟疫也日益变得频繁起来。自代宝应元年之后,江南不断每每“凋伤颇甚”,如《书·三》所载的宝应元年大疫“死者十七八,城郭邑居为之”、元和元年大疫“死者太半”,其中大和六年大疫播及范围尤其广,以至于“山南东道、陈、许、邪、曹、淮、淮南、浙西等道皆困于饥疫”。

  面对来势汹汹的瘟疫,唐朝虽然未能建立起完整的抗疫机构,但医务队伍的建制已见雏形。早在贞观三年,唐太就于地方各州设置医学博士和学生,也即的医务人员;开元年间,唐玄更进一步强化了医学建制,十万户以上州里需置医学生20人,十万户以下需置医学生12人。至唐代时期,更形成了及上中下州依级分置不同数量医学博士、医学助教、学生的体系。

  在医务人员的基础上,唐朝应对突发时主要有送医送药、传染、减免赋税三类机制。医学博士的建制主要为应对日常医疗救治任务而设,而一旦发生,朝廷便会派出使者送医送药,以加强疫区医疗力量。如大和六年大疫,唐文便颁诏言:“其疫未定处,并委长吏差官巡抚,量给医药,询问救疗之术,各加拯济,事毕条疏奏来。头条历史

  而对于百姓最为“实惠”、同时也是朝廷最为常见的举措,就是发廪蠲租,即接济财物、减免赋税。唐依隋制设义仓,《全唐文》中不少史料提到了朝廷在江南大疫时义仓“以济贫人”,并免除疫区的赋税土贡,如大中六年疫病后朝廷便“淮南、宣歙、浙西三道今年贺冬及来年贺正所进奉金银、钱帛、宜特放免地”“其淮南、宣润、等四道,今年冬衣使本道合与常例人事物等,亦宜权停”。除基本的发廪蠲租外,朝廷还放贷给灾民以“便宜济助”;如果瘟疫中出现了“一家长大者皆死”的孤儿,朝廷也会命“长吏劝其近亲收养,仍官中给两月粮”,即朝廷出资,劝孤儿近亲进行收养。

  通过医务队伍的建立,以及瘟疫中对医药、医疗及经济上的补助,唐朝对瘟疫的防控虽不完善,但已渐成体系。从唐朝江南经济发展之迅速来看,这一体系在对江南瘟疫的控制上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。头条历史

  两宋:古代抗疫史的高光时刻

  相较于唐朝,宋朝江南经济发展更为迅速,而其瘟疫也更为频繁。据《宋史·志》所载,两宋三百余年间大疫30余次,约合“十年一疫”,其中20余次发生在宋室南迁之后。这些瘟疫中大多发生于江南,其中尤以临安居多,真可谓“江南疫,最疫是杭州”了。

  两宋时期瘟疫频繁,其严重程度也不亚于唐朝,史书中常常有“死者十有五六”“户灭村绝”“流尸无算”之语。不过,抗疫机制也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大幅发展:宋朝已经基本建成了蔚为完善的医疗体系,富庶的经济也使得朝廷有能力在瘟疫期间为百姓提供更多支援,而便利的交通与相对较小的领土,也让医疗救助能够达到帝国的边疆。

  宋朝医疗机构大致分为御药院、太医局、翰林医官院和惠民和剂局。御药院及太医局分别主管皇室医疗及医学教育、考核医官等事务,与百姓相关的医疗机构主要是翰林医官院和惠民和剂局。

  翰林医官院主要医药,平时为皇家提供医疗服务,遇瘟疫则奉诏至地方视察、医治瘟疫。一旦出现,与地方朝廷都可以派遣医官病情。

  惠民和剂局则类似于平价药,广泛设于京城及地方府州,主要职能是“藏熟药,价货以惠民”。惠民和剂局建制、名称不一,又有“惠民利剂局”“太平惠民局”等,均以为百姓提供平价甚至低价药剂为务。据宋人周密《癸辛杂识别集》所载,当日惠民和剂局药剂售价仅为时价的三分之二,可见保持了“岁课虽视昔,意岂在夫羡赢”的创设初衷。即是药,其质量自然也要严格监管,朝廷严禁各局过期成药与伪劣药物,一旦,主事者将受到“杖一百”的重罚。

  除去翰林医官院、惠民和剂局这种常设医疗机构,宋朝还兴建了一批慈善机构,如救治贫病的安济坊、居养院以及救济贫病葬用的漏泽园。安济坊的由来,与苏轼有关。据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记载,元祐四年疫病时苏轼为解,“作病坊,稍蓄钱粮以待之,名曰‘安乐’”。崇宁年间,朝廷将其制,命名为“安济坊”并推广至各府州。元符元年,福利政策进一步加强,增建居养院以收养“鳏寡孤独不能自存之人”。

  “漏泽”之名,取“泽及枯骨,不是有遗漏”之意,事实上就是建设的公共墓地。漏泽园与安济坊、居养院还能形成联动:不能自救者由安济坊、居养院妥善处置,而救治不及而死者则安葬于漏泽园中。慈善机构与医疗机构彼此呼应,对宋朝抗疫工作做出了极大贡献。

  明清:润物细无声的抗疫事业

  至明朝后,朝廷医疗政策转入消极,但惠民和剂局与漏泽园依然得以保全。洪武三年,明太祖诏令应天府、北平府及全国府州县置惠民药局,该制直到万历年间才因缺乏财政支持渐渐。而漏泽园则伴随有明一朝,张岱在《夜航船》中提及“明初,令民间立义冢。天顺四年,令郡县皆置漏泽园”,这里的义冢事实上就是漏泽园的另一个名称。

  明朝后期,朝廷无力支撑各级常设医疗机构,往往在瘟疫发生时才临时设置;明清易代后,朝廷政策似乎更为消极,甚至连在各地设立惠民和剂局的诏令都没下达。后世史学家通常认为清朝对抗疫一事不甚关注,然而通过对当时江南各省历史的考察,却能发现另一番天地。

  清朝未如宋朝一样建立从到地方的医疗机构,但地方大员往往在职权之内设立医药局,这一政策贯穿清朝始终。如乾隆二十年吴下先遭大荒后遭大疫,知府赵公酉便“设局圆庙观,招名医二十五人更番视病”,达到了“过夏至病乃渐减”的结果。而当设置医药局有困难时,地方同样会备制丸药分送病人,如康熙四苏郡大荒疫,又有“陈府尊鹏年捐俸复合避瘟丹施送”之事。

  与明朝相比,清朝相对成熟的印刷业也为地方官员在时刊刻医书提供了技术条件。康熙十七年,吴门时疫盛行,藩司见周扬俊的《温热暑疫全书》颇有医效,便“命急付枣,以公同志”。这里的刊刻医书是针对特定采取的特别防控手段,比之于研究医理药剂的日常医书又有所不同。

  相较清朝地方设局制药、刊刻医书的作法,民间面对瘟疫的“自救”行为的确显得积极得多。清朝没有建立惠民和剂局,但族、行业的会馆公所则自发包涵了医疗救助功能,如常州王氏的《参改义庄规条》便有此:“庄内则有名医生,议定每季薪俸若干,择诚实药……如册内有名病重者,查实后请医诊视……到店付药。贫堪,酌给钱若干,以备零星等费。族中贫病相连者,通融酌济,以寓贫病相扶之意。”

  除会馆公所外,清初民间就出现了地方乡贤举办的善堂。这些善堂并非以家族、为纽带,而是由乡绅所建的慈善机构,施济之中亦带有医疗救助功能。江南最早的善堂数顺治年间建于杭州的悲智社,至清末善堂数量明显增多,如元和同仁堂、常熟广仁堂、上海同仁辅元堂、江阴杨舍堡同善堂等。至同治以后,还发展出了经营模式更为先进、专门救疗疾疫的医药局。这些医药局往往能够以商行铺户的抽捐作为稳定经费来源,而且医治内容逐渐健全,如川沙医药局已有内外科、针灸、眼科、幼科等医疗人员,年均门诊数达近7000人次,其体量几乎能与当时的“洋医院”持平。

  纵向比较,清朝的会馆公所堂基本继承了古代安济坊、居养院和惠民和剂局等机构的职能,只不过创设者由朝廷民间。不过,清朝地域广袤远非两宋可比,各地千变万化,相较于通过诏令设立医疗机构,未必比赋权于地方官员,听其相机行事更有实效。而且在清朝后期,地方往往会在兴办医药局等的抗疫事业中予以支持,而乡绅的活跃又能地方“善政”在官员迁进后依然保持稳定。在民间力量有一定发展的背景下,清朝抗疫事业似乎只是更加“润物细无声”了。

  :

  《唐代江南的疫病与户口》

  《两宋时期江南的瘟疫与控制》

  《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——论清代国家与对瘟疫的反应》

  《古代官药局五百年》

  《明代漏泽园抉微》

  《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若干问题探讨》

  《三千年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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